一九六五年夏，六朝古都南京。我告別隨園，登上紫金山觀看噴薄而出的朝陽，迎接全新的生活。八百頃太湖之水，錫惠山二泉之月終于沒有如我所愿再度伴我，迎接我的是南黃海的潮起潮落和拍岸濤聲。也在這一年，一位偉人“重上井岡山”，如椽巨筆揮寫出豪氣沖天的《水調歌頭》：“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苯衲甏汗?，家居喜遷清華園，我整理舊物，那1600多篇發表的文章，“江蘇省中學特級教師”(1984年)、“全國優秀教師”(1989年)、“江蘇省首批名教師”(1999年)的證書、獎章，雖都激起了我“鶯歌燕舞”、“潺潺流水”的喜悅感，但更多的卻是使我涌起“過了黃洋界，險處更須看”的求索欲望。四十春秋過去，彈指一揮間。重讀毛澤東那形象與哲理輝映的《水調歌頭》，引發了我對四十年從教之路的哲學思考。

一、“可遇”與“可求”。俗話“可遇而不可求”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思想?！翱汕蟆笨梢岳斫鉃橐粋€人為理想作出努力，“可求”本身并不錯；“可遇”，不妨理解為由于自身進步、成績的不斷積累，某個榮譽、一次成功的突然而至，不期而至。我們要注重“可求”，更要相信“可遇”、“可遇”可以轉化為“可求”，“可求”之實現，往往離不開“可遇”之心態。1977年我調到如東師范，那時才粉碎“四人幫”，教育園地乍暖還寒。中師沒有大綱， 沒有教材，一切從零開始，談不上什么“可求”——沒“職稱”這個詞兒，更沒有“特級教師”的影子。但我沒有因為沒有明確的“可求”就糊糊涂涂教學，馬馬虎虎工作。我自編教材，研究學員（有的只比我小一兩歲，已在社會上工作了多年且有實踐經驗），研究中小學教材教法。在此過程中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陶行知先生的培養創新精神的創造教育思想。這個思想主要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為理論依據，以生活為教育內容，強調教學做合一；力圖通過“六大解放”、“三個需要”、“一大條件”來解放、培養并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同時采取啟發、自動、手腦并用等方法實施創造教育。在此理性光輝的照耀下，我結合教學實際，并不斷總結經驗寫成文章，到1984年，我已發表了20多篇較有質量的文章。那時寫文章幾乎沒有功利色彩，沒有什么利益驅動，只感到有些體會不寫下來是一種缺憾、損失，感到作研究寫文章是教師職責的題中應有之義。為什么這樣說呢？原因有四：當時課務較重（教兩班文選，還要教修辭邏輯），領導也沒有要求，研究和寫文章完全是“自找苦吃”；沒有稿酬（后來才有低稿酬）；那時的報刊很少，寫作時也沒有想到去發表；寫作條件很差，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屋子里，備課和寫作只能在夜深人靜后減弱了臺燈的亮度擠在書桌一隅進行；即使文章發表了，也不像現在可評個什么獎之類，不想也不能用它再去獲得個什么?！翱汕蟆钡挠麕缀鯙榱?。即使這樣，我卻樂此不疲，因為我相信這樣的努力和積累總有它的價值，總是對自我的完善，或者這就是一種相信“可遇”的思想吧。1984年評特級教師，我是抱著應付的態度對待的，因為縣里知名度比我高的老教師還有好幾位。結果我被評上了，據說評審組認為我發表研究文章起始早（1978年），篇數多，層次較高（《北師大學報》、《揚師學報》、《徐師學報》、《語文戰線》等）。破解其中的哲理內涵，至少有兩點，一是有“可求”固然好，為獲得“可求”之物而奮斗也是值得贊美的思想境界，但這樣的奮斗應該在正確的思想觀念支配下，抱著一種平常的心態，符合規則地進行；二是相信“可遇”，這更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境界，讓平時的努力在一種遠離功利的狀態中進行，重在自身的積累和完善，這往往會使原本并不明顯存在的“可求”以“可遇”的形態出現，這便是生活中的辯證法。總之，對“可求”之物的急于近功的過度之求往往會使你的心理失衡，陷入一種由莫名的苦悶、偏激編織而成的羅網，從而影響你收獲“可求”之物的過程；相反，當你集中精力、心力于自身實實在在的積累和發展，你的行為都在一種平靜自然的狀態中進行，那么，“可遇”之物也許在你不在意中悄然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