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21年在金陵大學暑期學校演講時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教育可分為三部：A.死的教育；B.不死不活的教育；C.活的教育。”緊接著他進一步告誡人們說：“死的教育，我們就索性把它埋下去，沒有指望了！不死不活的教育，我們希望它漸漸趨于活。活的教育，我們希望它更活。”這是陶行知先生首次明確提出“活的教育”的主張，也是他唯一一次專論“活的教育”。該演講，由汪忠一、馬建乾記錄整理，發表在1922年1月18—19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我認為，“活的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無論是他提出并努力實踐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還是民主教育、創造教育……無不是陶先生活的教育思想光輝沐浴下的具體實踐。陶行知教育思想為什么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什么仍具有極大的現代價值？就是因為它是“活的”。

“活的教育”是什么？

關于“活的教育是什么？”陶先生謙虛地說：“這個問題本來是很大的，我不容易下定義，我也不能定概觀”。這確實是謙詞，因為從他的這篇講演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了解到“活的教育”是什么？陶先生之所以說“我不容易下定義”，這是因為定義是“對于一種事物的本質特征或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確切而簡要的說明”（《漢語大詞典》）。這充分反映了陶行知先生治學嚴謹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陶行知是不折不扣的真人！“活的教育”是什么？根據陶行知先生說的，簡言之，是活的教師用活的內容、活的方法，培養活的學生的實踐活動。活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生長的教育、精神的教育、創造的教育、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先生活的教育，既是一種教育思想和主張，又是一種教育實踐策略和方法；既是一種教育理想的價值取向，又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自然體現。活的教育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什么是“活的人”、“活的內容”、“活的方法”，陶先生在演講里也作了具體說明和明確判斷。所謂“活的人”就是“有需要”、“有能力”、“秉性活潑”、“進步快些”的人；所謂“活的內容”就是“很有趣味”、“能引起活潑的精神”、“可以引起快樂”的內容；所謂“活的方法”就是能“按照兒童的心理進行”、“能夠滿足學生需要”、“能夠順導其能力去做”的方法。《現代漢語詞典》對“活”的解釋是：有生命的、能生長，與“死”相對；生動活潑、不呆板，機靈、有生氣。因此，“活”是一種環境氛圍，是一種呈現方式，是一種發展狀態，是一種頑強精神，是一種思維品質。所以陶先生不無感慨地說：“我總覺得活的一字，比一切什么字都要好。活的教育，更是教育中最不可缺少的現象。”陶行知先生認為活的教育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活的教育能賦予人活的能力。“因為活的教育，能使我們有種種活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協調各種關系的能力，“即片面的生活使其全面”；健全體魄、愉悅精神的能力，即“低微的使其高尚”；應對生老病死、提高謀生的能力，即“暫時的生活使其永久。”其二，活的教育傳承活的精神。人的肉體會死，但精神尚存。歷史上那些英雄豪杰雖遠離人世，但其精神品質依然影響著后人。活的教育，要傳承“活的精神”，就是能使人感受了他，可以得到許多教訓。即能受時間考驗的，能夠開啟心智、啟迪人生，對人的成長、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東西，是國家民族最優秀的精神財富。總之，“活的教育，就是要隨時隨地的拿些活的東西去教那活的學生，養成活的人材”。

“活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關于《活的教育》的演講中，明確指出“活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什么是生活？陶先生認為：“有生命的東西，在一個環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譬如一粒種子一樣，它能在不見不聞的地方發芽，開花”（引自《生活即教育》）。全新修訂本《漢語大詞典》認為“生活”的基本義是：“人或生物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一般說，人的生活則是指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況。無疑，兩者對“生活”的理解可以說是一致的。陶先生又說：“生活教育，是供給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們就教什么”。他舉例說：“人為什么要文化？是要滿足我們人生的欲望，滿足我們生活的需要”（引自《生活即教育》）。他認為，教育絕非書本教育，“學生只是讀書，教師只是教書”，不知“書不過是一種工具罷了”。陶行知先生始終把教育和社會生活聯系起來進行考察，生活與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個過程。教育不能脫離生活，教育要通過生活來進行，無論是教育的內容還是教育的方法，都要根據生活的需要，教育與生活要高度一致。生活教育的精髓是滿足人生的需要，是促進人生的發展。

陶行知先生認為，生活的教育，一定要“依據生活而教育”，要“為了生活而教育”。何謂“依據生活而教育”？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是“依據”，二是“生活”。所謂“依據”，從辭書上可知，是依照、根據的意思，也就是“以某事物為根據照著進行”。至于“生活”，前面已經解釋，不再贅述。“依據生活”，依照、根據誰的生活？無疑是學生的生活，而學生的生活，決不是簡單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況”。“生活”和“生存”不是同一個概念，“生活”中包括“生存”，而“生存”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依據學生的生活而教育，是為了滿足學生人生的需要，更是為了促進學生人生的發展。因為從本質上考量，學生的生活是為了成長、發展。依據生活而教育，就是要依據學生“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為了生活而教育”同樣是為了學生“向前向上的生活”而教育，表現為教育的目的、原則、內容、方法都要由“向前向上”的生活所決定。什么是“向前向上”的生活？陶行知先生1929年5月9日和1930年1月16日兩次在南京曉莊學校的演講中反復闡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認真的生活”、“合理的生活”、“康健的生活”、“勞動的生活”、“科學的生活”、“藝術的生活”、“改造社會的生活”、“有計劃的生活”和“現代的生活”就是“向前向上的生活”。生活決定教育，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

“活的教育”是生長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活的教育”的演講中指出：“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天之下，受了滋養料似的，也就能一天進步似一天。換言之，就是一天新似一天”。毫無疑問，這明確告訴我們：活的教育是生長的教育。教育就是為了學生的成長、進步和發展。陶先生說：“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進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引自《新教育》）。”又說：“活的小孩子生長快，他的進步也快。他一時有一時的需要，一時有一時的能力。當教育家的，就要設法子去滿足他的需要，就要搜羅相當的材料去培植他”，使他能健康地成長。陶行知先生強調指出：“活的教育，就是要與時俱進”，“要本著這世界潮流的趨向，朝著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因為人是不斷成長的、進步的、發展的。所以教育既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也不能違背教育的規律，或揠苗助長，或一成不變；更不能像陶先生多次猛烈抨擊的教師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

生長的教育關鍵是一個“長”，成長、長進，只要“長”，不斷地“長”，才是“活的”。北京市廣渠門中學徐校長認為，“教育其實并不復雜，就是提供一個好的環境，使生命健康的成長。”并指出，“教師最應該關注的是學生的身心健康、快樂，是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和塑造”。陶先生認為，生長的教育“要承認兒童是活的，要按照兒童的心理進行”。于是他要求教育者“首先要揣摩兒童的心理”，然后“根據兒童的需要”，以“兒童需要的力量為轉移”。這樣，兒童就會“生長快”，“進步也快”。陶先生進一步指出：“兒童不但有需要，并且還有能力”，他們“對于種種事情的需要有大小，他的能力亦有各種不同”，因此要因材施教、區別對待，要順著兒童“天然的特性，加以極相當的輔助和引導，使他一天進步似一天”，而“萬不能從中有所阻礙滯停，不使前進，把它束縛起來”。陶先生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生長的教育“要拿有價值的東西教孩子”。所謂“有價值的東西”，按陶先生的界定，就是“很高尚的”“思想、經驗”。所以，教員切不可“年年爬起來賣舊貨”！而要多看些活的書，去供給學生的需要，養成新而且活的學生”，“不要將活潑潑的學生為死書所用”（引自《新教育》）。

“活的教育”是精神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視精神的教育。他說：“活的教育，有屬于抽象的，叫做精神上活的教育。”他“希望講活的教育，也要把這活的精神當作活的教育一件材料。”他認為“精神上的教育，是最易感動人的，能聯絡一切。”但是，不論是陶行知時代的教育，還是當今的教育，可以說“精神的教育”是一直被忽視的。一百多年來，我們的學校一直不厭其煩地以灌輸知識為重任，實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書本教育”，盡管也進行過多次改革，但絲毫也沒有動搖“堅不可摧”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考，教師的法寶；分、分，學生的命根”的傳統教育觀！這樣改，那樣改，卻改不了陶行知曾嚴肅抨擊的“考什么，就教什么，凡不考的則一律不教”的現象。陶行知先生一再強調：“教員的一切要影響到學生身上去，學生的一切要影響到教員身上去”，而這影響，無疑首先是精神的影響。因為精神是最易“傳應”的，也是最能使人“容易感受到許多的教訓”和啟迪。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重知識的灌輸，實行“書本教育”，考什么，就教什么，教員教死書、死教書；學生讀死書、死讀書，教員、學生不都成了書呆子？這是地地道道的死的教育！教育即成長，陶先生指出：“人們的身體和精神是兩樣的，各有各的生活。身體上的生活，固然要緊，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緊的。設使兩者要去其一，那就是我們最不幸的”。縱觀當下的中小學生，僅用“身體”和“精神”兩樣來衡量，概不是一般的缺少，尤其是精神方面，所以我們必須重視精神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學生的精神》、《我之學校觀》和《師范生應有之教育觀》等文章中，比較集中地闡述了有關精神教育的內容、方法和要求。陶先生認為，“精神也有活有死的”，而活的精神是能使人感受得到的。精神是無價之寶，他說，“是不靠錢買的”。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一樣，是取之不盡、用之無窮”的（引自《我之學校觀》）。說明高尚的精神是非常崇高、非常純潔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他要求“教師對學生，學生對教師，教師對教師，學生對學生，精神都要融洽，都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引自《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說明精神是光明磊落、融通無間的。他認為，只有“甘苦共賞才能得到精神的溝通，感情的融洽”（引自《我之學校觀》）。那么，我們應培養什么樣的精神呢？他堅定地認為，“我等當自立、當自強，為我之所能為，不隨人學步（《師范生應有之教育觀》），那就是要培養“自立”、“自強”的精神，即必須具有“獨立的意志，獨立的思想，獨立的生計”（《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陶先生認為，“做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緊的是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論處在什么環境，“堅強不搖的人格及不屈不饒的精神，決不能少的”。總之，陶行知先生認為，精神的教育主要要培養三種精神，那就是科學的精神，美術的精神，大丈夫的精神，并進一步說，“我們要用科學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學問，用美術的精神在事上去謀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鍛煉應變”（《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

“活的教育”是創造的教育

    活的教育，關鍵在“活”。活意味著有生命，活意味著發展、變化，因此，我們的教育不能墨守成規，因循守舊；不能唯書、唯上；不能選擇適合教的學生，而要選擇適合學生的教育，就要從實際出發，創新、創造。陶行知先生一直非常重視創造的教育，1933年在上海先后在大夏大學和出席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國際委員會和小學教育委員會時就以“創造的教育”為題作了兩次演講； 1943年11月25日又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創造宣言》的重要文章，可見他對創造的教育的重視。所謂“創造”，辭書上說，就是“前所未有的制造”，主要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論，做出新的成績或東西”。陶先生嚴厲批評了當時“教員們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們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死的教育”，必須打倒！他說，學校不是鳥籠，把鳥兒捉到籠里來養；學校也不是一只大缸，把魚兒捉到缸里來養，這樣，鳥兒會死的，魚兒也會死的。這樣“似是而非的教育是不自然的、虛偽的和無力量的，也不是創造的教育”（《創造的教育》〈一〉）。陶行知先生在《創造宣言》一文中說：“教育者”“要創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師的成功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樂，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

陶行知先生說：“行動是老子，思想是兒子，創造是孫子。你要有孫子，非先有老子、兒子不可，這是一貫下來的”。“由行動而發生思想，由思想產生新價值，這就是創造的過程”（《創造的教育》〈一〉）要創造，首先要行動，陶先生特別強調行動的重要性，因為“有行動才能得到知識，有知識才能創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同上）。所謂“行動”，就是陶先生在生活教育中說的“教學做合一”中的“做”，何謂“做”，在勞力上勞心是也。“所以要創造，非你在用腦的時候，同時用手去實驗；用手的時候，同時用腦去想不可。手和腦在一塊兒干，是創造教育的開始；手腦雙全，是創造教育的目的”（同上）。要創造，還需有知識，“有知識才能創造，有創造才有熱烈的興趣”（同上）。要創造還要有勇氣。歌德說：沒有勇氣一切都完。陶先生說：“生路是要勇氣探出來，走出來，造出來的”（《創造宣言》）。他還嚴肅地批評了“環境太平凡了，不能創造”，“生活單調了，不能創造”的悲觀的、無所作為的論調，認為這是“懶惰者之遁辭”，只要我們有行動的勇敢，就會“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單調上造出不單調”（同上）。陶先生說：“處處是創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同上）。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打倒傳統的教育，……提倡創造的教育”，想出新的方法，建立新理論、做出新成績，創造適合兒童發展的教育。

“活的教育”是一種教育思想和主張

“活的教育”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寶庫中的奇葩，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活的教育”，在“教育”二字前面冠以“活的”二字，再明確不過地告訴了我們：教育應該是生氣盎然的，是生命的律動，只有這樣認識，才可算是把握了教育的真諦。就如行知先生打的生動形象的比方：“正像魚到了水里，鳥兒到了樹林里一樣。”他說：“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光之下，受了滋養料似的，也就能一天進步似一天。換言之，就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活的教育”是一種思想，一種與時俱進和兒童同成長的思想。

“活的教育”不僅是一種教育思想，同時也是陶先生的一種教育主張。所謂“主張”，是教育工作者對為什么教、教什么和怎么教這些核心問題的應答，是其教育認識和教育實踐的結晶。陶先生在《活的教育》一文中，言簡意明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且是全面的、深刻的。那么，為什么教呢？陶先生這方面的論述很多，概括一下，主要有三：即培養“活的人”“人中人”“真人”，并引起活潑的精神，“引起他的快樂”。教什么呢？陶先生說：“首先要用活的人去教活的人”；其次是“拿活的東西去教活的學生”；再次是“拿活的環境去教他”；最后是“要拿活的書籍去教小孩子”。這里是為了使說明有條理，分出了子丑寅卯，其實施教時不一定是這樣的順序。至于怎么教？陶先生說：“要揣摩兒童心理”，“按照兒童的心理進行”；“要根據兒童的需要的力量為轉移”；“兒童不但有需要，并且還有能力”，“要按照兒童的能力去教授”；“還要按著時勢而進行，依合著兒童的本能去支配”……所以“活的教育”是陶行知先生一種鮮明的教學主張。

“活的教育”是一種實踐策略和方法

“活的教育”不僅是一種教育思想和主張，同時也是一種教育實踐策略和方法。所謂“實踐策略”就是實踐的行動方針和方式方法。偉人毛澤東早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紀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五十周年，出了一套很有影響的叢書，其中“學會生存”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目前教育之所以經常憑偶然性確定方向，受到盲目的指導。在無政府狀態下發展，這主要是因為人們沒有堅持這個從政策到策略，再從策略到計劃的邏輯過程，以保證從上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所作出的決定之間的連續性的關聯性。”可見，確定策略是何等的重要！陶行知先生主張“活的教育”，要求把“沒有指望”的死的教育“索性把它埋下去”；希望把不死不活的教育，使之“漸漸趨于活”，無疑是不言而喻地滿足了教育政策的要求，滿足了孩子們的愿望。

活的教育是一種實踐策略和方法。這里的方法，不是活的教育怎么教的一般教學法，而是一種教育方略，即全盤的計劃和策略；也正如陶先生在《教育與科學的方法》一文中所說的是一種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是“有步驟的，有線索的”。運用科學的方法必須分五個步驟：“第一步要覺得有困難”；第二步“要曉得困難”在哪兒；第三步要“想出種種方法來解決”；第四步要選擇最好的法子去解決困難；第五步要在“實驗一番”后進行歸因分析。陶先生特別強調這是“科學步驟與觀念”的結合，我們要把“這步驟、觀念，應用到教育上去”。“活的教育”帶來活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必然是“活的”——“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通不通》）。

“活的教育”是一種教育理想的價值取向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一直懷有教育理想的人民教育家。他畢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業，不畏艱險，認真探索，大膽實踐，開辟新路，創造了中國教育的許多第一。他是一位從我國國情出發，并借鑒國外先進教育思想，進行教育改革探索的先驅者。為了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他毅然不去當大學校長，不去享受高官厚祿，辭去教授職務，布衣下鄉，創辦了名聞中外的曉莊試驗鄉村師范。這期間他還創立了“生活教育”理論體系，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了使教學做緊密結合，在創辦曉莊師范兩年后，于1929年6月，創辦了新安小學，免費招收當地貧苦農民、漁民、城鎮貧民的子女入學。培養他們具有健康的體魄、勞動的身手、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趣和改造社會的精神，在做中教，在做中學。為把學校辦好，辦出特色，陶行知親自兼任校長。為了推行普及教育，他又在上海創辦了“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山海工學團。此后，他又創辦了“晨更工學團”“勞工幼兒團”“棉農工學團”“報童工學團”“兒童工學團”等。抗戰期間，陶先生再次拒絕了高官厚祿的引誘，把目光關注到苦難兒童的身上，創辦了又一所名揚海內外的育才學校。該校招收的學生大多數是流離失所的流浪兒中有特殊才能的兒童。采用因材施教和分組教學的方法，推行“少年研究生”制度，培養人才幼苗。抗戰勝利后，為倡導民主教育，他又創辦了新型的“社會大學”，培養民主、革命的青年。對于辦學中，以及社會上出現的“那些喜愛用繁重的作業壓學生，用沉重的枷鎖束縛學生”的教師，他提出實行兒童的“六大解放”，堅決“敲碎兒童的地獄，創造兒童的樂園”的主張；對于那些以“考”作為教師的法寶，把學生當成應試的機器人的現象，陶先生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殺人的會考”和“畸型的考試”，“把有意義的人生趕跑了”，“把中華民族的前途趕跑了”。……“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是陶行知先生的職業理想，也是他的終身追求，他從投身教育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把教育作為謀生的手段，而是始終作為一項事業并傾注了畢生的心血。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活的教育”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自然體現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這是一句流傳甚廣，許多教師耳熟能詳的陶行知先生的至理名言。這里的“教人求真”和“學做真人”，是分別從“教”的角度和“學”的角度來講的，其核心就在于一個“真”。教育就是育人，就是把學生培養成真正的人，亦即人的寶貴稟賦都得到發展的人。陶先生一直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尊重人的價值。他一再強調學校不是鳥籠，不是魚缸，要把鳥放到樹林里去，要把魚放到水里去，要把人身上的那些最寶貴的價值通過教育實現出來。陶先生說：“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進步，天天往好路上走。”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尊重人之為人的價值，教育的根本使命也就是要實現人之為人的價值，這也是陶先生的一貫主張。所謂“人文精神”，簡單地說，就是我們經常講的“以人為本”，也就是一種以人道、人性、人格為本位的價值取向。人文精神追求善和美，努力挖掘人身上的本質和人性力量；重視人的自身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人文精神是一種使社會能夠健康向上，充滿生機精神的源泉。陶行知先生關于《活的教育》的演講，處處洋溢著人文精神。他認為要根據兒童的需要為轉移，要按照各個兒童的能力去教授；教育要按著時勢而進行，要合著兒童的本能去支配；教育要設著法子滿足兒童的需要，要搜羅相當的材料去培植……無不是人文精神具體體現，特別是陶先生教育學生的“四塊糖”的故事，更是人文精神的典范。

1932年，陶行生以“活的教育”為題，寫了一首三句短詩：“靜默如地下的種子，自由如空中的鴿子，猛勇如斗虎的獅子。”琢磨了好久，才有所小悟。這是對“活的教育”精髓的高度概括，意味深長。活的教育是生機盎然的教育。不求轟轟烈烈，只求默默孕育；活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天空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活的教育是氣勢猛勇的教育，如斗虎的獅子，排山倒海。

   說明：凡未注明出處的引言，均出自陶行知《活的教育》。